栾升，1982年毕业于我校果树专业，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，1985年考取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贷款资助留学生赴美留学，1991在哈佛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获博士学位，1991年－1994年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，1995年－200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植物学系任助理教授。2000年至今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植物学系终身教授。栾升教授长期从事植物分子细胞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。2006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植物生物学会主办，牛津大学出版的《分子植物》（Molecular Plant）的创刊主编。2008年，因他在植物钙信号传导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，荣获美国植物生物学学会青年研究奖(Charles Albert Shull Award)和德国的Alexander von Humboldt奖。2012年，他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(AAAS Fellow)。

　　考最好的成绩、上最好的大学、做最牛的研究，这么多好事？为什么是他？2014年4月，校友栾升重返母校，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他。

　　爱玩爱闹爱读书，小小少年读完几百本书，想去看看外面大世界

　　看栾升校友的简历，最让人感兴趣的，莫过于他15岁上大学的经历。

　　“我可从小就是三好学生呢！”栾升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，虽然天性爱玩，但他早早养成了“好学”的习惯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他从小喜欢看书，学习上也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一直保持着各个学习阶段的“全班第一名”。

　　父母工作的学校里，有个只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图书馆。因为是教工子女，栾升有随便进出图书馆的“特权”。虽然图书馆面积并不大，藏书量也只有几百本，但因为年少无聊，总有许多时间需要打发，他就一本一本不紧不慢地取回家看。从男孩子最感兴趣的抗战题材作品开始，再到反映农村生活的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直到最后，读高中之前，他已经不知不觉看完了整个图书馆里所有的书！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栾升养成了一个保持至今的习惯——泡图书馆。

　　喜欢看书，所以平时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书本陪他度过。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，时间久了，他经常看书的土炕边，竟然踢出两个凹进去的小坑。

　　常到那个图书馆借书看的，除了栾升，还有一位神秘的“敲钟人”。这是一位文革中下放到学校的知识分子，知识渊博、见多识广。由于经常在图书馆遇见，终于有一天，一老一小搭起话来：

　　“他主动对我说，我现在看的书，都是中文写作，如果学会了英语，就能看英文书籍，就能知道世界上更多有意思的事儿了。”栾升回忆。

　　这次随意的交流，对一个好学少年来说，竟成了宝贵的启蒙。栾升第一次意识到，不仅要会看中文书，还可以学习英语，看英文书，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　　看栾升心动，敲钟叔叔主动说，只要愿意学，自己就可以教。就这样，从A、B、C开始，一位校园里的“敲钟人”，引领栾升走上了英语学习之路。

　　1978年，升入高一的栾升依然保持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。为了让部分学生提前适应高考考场，那一年高考时，老师推荐包括他在内的四名同学参加了高考。

　　“当时年龄小，只是觉得好玩，想着既然报了名，就考一下吧。”栾升说。谁知，并没有对考试寄予太多希望的他，还真考上了！

　　15岁上大学，聪明好学顽童气儿，他对母校饱含深情

　　就这样，1978年夏天，15岁的栾升来到学校，开始了一个少年的大学生活。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同学，每一位老师和同学都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他、爱护他。他对大学时光记忆深刻，也饱含深情。30多年后重回母校，讲起那时候的趣事，还是会忍不住哈哈大笑；想起那时候的老师同学，依然会眼眶发红，略显哽咽。

　　按照学校要求，当时全体同学都要早起跑操。每个班都不甘示弱、跑操也要跑好，慢慢地，跑操也成为同学们相互比拼的方式。

　　十几岁的栾升每天早上都睡不够，所以每天都是三十多岁的老军体委员喊他起床。不过，这个“人工闹钟”可不讲人情，“冬天天气冷，很想赖会儿床，他就直接把我的被子掀掉。”栾升笑着回忆。

　　上大学之后，他的成绩在班里还是一直名列前茅。“主要原因首先是学校学风好，风气正。大家都努力学。有的同学考上大学时都三十多岁了，家里有老有小，但学习态度依然非常认真。”栾升说，学校良好的学习风气，让他记忆深刻，每位同学都非常努力，相互之间总有一种比拼的气氛。与其他有家有室的同学相比，十几岁的他有着大把的时间，除了学习，什么操心的事儿也没有。

　　“一个人的荣誉感也非常重要。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，都希望保持自己的这种优秀，这就是一种个人荣誉感。因为在乎，才会不断努力。”谈到这里，栾升说。上大学四年，他要求自己一直拿“优秀”，要是某一科被老师给了“良”，心里就会难过很久，不知不觉间，“优秀”，已经内化成一种习惯。

　　“别看他学习成绩好，上学那会儿，可是非常调皮。”栾升教授的学长、园艺学院副院长刘成连教授这样告诉记者。

　　原来，栾升上学时喜欢打蓝球和排球，课余时间如果不在图书馆，就一定在球场。为此，还交了几位体育生朋友。“有一次，我跟着一名体育生翻墙去果园偷苹果。结果刚翻过去，就被校长抓住了，挨了好一顿批评。”他笑着回忆。

　　抓住归抓住，没有老师真想处罚他。老师们都把栾升的调皮归因到年龄太小上，并没有真的苛责于他，相反，这样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，让老师们格外喜欢。

　　决定考研，恩师帮扶

　　无忧无虑的大学日子过了两年，大二结束时，当年的高中同学纷纷踏入高考考场。“好几个以前成绩并不如我的同学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，心里开始有一点儿不好受了，我可是当年的全班第一啊！”就这样，大三一开学，他决定要考研究生。

　　听说聪明好学的栾升要考研究生，英语老师把自己学习英语的资料都给他抱了来。这位英语老师最初只有高中学历，后来通过自学考试当上大学英语老师。“要知道当时高中不学英语，可想他有多努力！”对这位老师，栾升依然充满敬重。

　　为了学英语，他买了一台“半头砖”录音机，但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里，想要安静地听录音几乎不可能。“英语老师就把自己教工宿舍的钥匙给了我一把，让我随时可以去学习……”师者大爱！回忆至此，栾升校友几度哽咽。

　　虽然一心想着考研，但栾升始终没有确定自己到底要报考哪所学校。直到报考前夕，一位淄博同学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；“既然要考，你就应该考中国最好的学校。”栾升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——当时国内植物学专业的顶尖研究机构。

　　这次，像往常一样，栾升又考了第一，顺利进入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。

　　1985年，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即将毕业，恰巧香港企业家王宽诚捐款1亿美元设立了“王宽诚教育基金会”，其中有贷款资助留学生赴美留学一项。于是，栾升与研究所的几位同学一起报了名。那个暑假，他没有回家，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准备考试。

　　暑假回来，发榜时，一起考试的同学拉着他去看成绩，他觉得竞争那么激烈，希望应该不大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不去，我还要睡午觉呢！”

　　中午，睡梦中的栾升被叫醒，“栾升，你考中了！只有你一个人！”要知道，这项考试全国只有五十个名额，每个专业只录取一个人！

　　“瞎扯，我不信。”栾升回答。

　　被学长硬拉起床后，站在宿舍门口，他这才看见一位低年级同学兴奋地朝宿舍跑来。“他跑过来一下把我抱起来向上抛，一个劲儿嚷着要去‘红房子’。我们之前约定过，谁考上了，就要到上海‘红房子’请客吃饭，这时我才信了。”

　　启程美国，“到哪里都考第一的人不能不及格”，“不能让教授看不起中国学生！”

　　初到哈佛，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。“还是英语不行。教授讲完一节课，本子上记不下几个单词，听不懂啊。”栾升回忆。

　　听不懂英语，课程就学不好，期中考试，班上四个中国学生，没有一个及格的！这也是栾升的求学生涯中，第一次不及格！

　　“到哪里都考第一的人不能不及格！这可不行。”他们四个人凑到一起召开“紧急会议”，决定必须改变现状，不能让教授看不起中国学生！

　　讨论结束后，四个人凑钱买了一台电视机搬回宿舍，从此，除了泡图书馆之外，大家就在宿舍里看电视节目学英语，背不过绝不睡觉。

　　又到了期末考试，考完不久，栾升接到教授电话：“栾升，恭喜你，你考了第一名！虽然你学期中试没有及格，但我还是要给你一个A。”

　　获得哈佛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获博士学位后，栾升继续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，随后才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植物学系任助理教授，2000年37岁的他已经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植物学系终身教授。

　　多年来，栾升校友长期从事植物分子细胞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。2008年，他因在植物钙信号传导研究中取得的杰出成绩，荣获美国植物生物学学会青年研究奖（Charles Albert Shull Award）和德国Alexander von Humboldt奖；2012年，他荣誉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（AAAS Fellow）。

　　尤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，自2006年起，栾升校友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主办和牛津大学出版的《分子植物》（Molecular Plant）的创刊主编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这份期刊已经成为专业内的领导性期刊，为中国科学期刊、亚洲科学期刊走向世界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　　回到母校，在与同学们进行的分享报告会上，栾升为自己求学之路的成功，总结出三个原因：

　　勇于尝试；遇事尽力做到最好；培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。

　　“生活中的机会有很多，重要的是抓住。机会来了，不要先问自己‘我行不行’，勇敢地去尝试，然后尽最大努力去做，不需要注重结果。把这当作一种习惯长期要求自己，就一定会有好结果。”这是栾升教授面授母校学子的肺腑之言。

　　为什么是他?

　　“即使最聪明的人，只用二分努力来学习，也比不上很普通人用十分努力换来的成绩。”这，就是栾升的答案。